党的领导权与执政权有四个方面的区别。

然而，实用主义猫论本来是反对教条主义的，但可能会形成新的教条，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质是共同富裕就是其表现。邓小平英明地反对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社会主义教条，将经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党导立宪制是适合中国现实和未来的宪政体制，党导立宪制是中国的现实，只不过现在是以潜规则形式存在，不规范的地方很多，我们需要将其变成明规则，使之制度化、规范化，我们必须在宪法中专辟一章规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人民主权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使得党导立宪制真正实至名归。当我们面对现实世界就会发现处于两个极端的事物即使存在也是极少的，纯私人品和纯公共品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完全的公有制和完全的私有制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完全的计划经济和完全的市场经济也不存在，完全理性的人和完全非理性的人也很少见。毛泽东反对苏联革命的教条，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了成功，毛泽东将革命成功的经验当教条用于国家建设就失败了。实效主义的改革哲学认为每个人价值可能不同，社会是多元的，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自由，实现各就各位、各得其所的多元化目标。立宪党导制就是在宪法中明确人民主权，规范一党的领导，人民主权和党的领导有机统一在宪法中，宪法和党章并存的二元宪政体制。

我们在赞同立宪政治的价值时要按照自身的国情选择自身的宪政道路，进行最适合中国的宪政制度设计。道德教化更多通过模范的引领激发善的基因，法律规范更多通过惩恶遏制恶的基因。[5]倪正茂：《重视法律激励回应社会治理要求》，《检察日报》2014年4月29日。

由此可见，不论是对当下法律文本的实证分析，还是从对法律发展的宏观考察，我们都可以得出一个比社会发展论更为精确的社会改革论来支撑法律激励的意义、目标和前景。[17]这是马斯洛需要层次动力学理论的重要观点，参见[美]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3版），许金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41页。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中的不能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非强制性规范。对此，我们同样可以在上述学者的观点结论中得到正反两方面的论证。

二是认为尽管不能将法律激励机制研究作为法律激励命题的全部，这种机制设计的研究工作却是法律激励研究的核心，零散的技术化研究成果经过汇总之后即可形成法律激励理论，法律激励的理念化是法律激励理论体系化的结果。一段时间后，老人以养老金不足为由开始逐渐减少奖励的额度，仅仅给每人五角钱。

就此而言，从社会发展和法制改革的宏观视角来看，改革的过程也是其他社会规范体系中激励性规范逐渐法律化的过程。以往的绝大多数研究者之所以将法律激励作为一门技术加以对待，将对法律激励的研究仅仅局限在探寻激励模式和具体机制的设计之上，常常为无法获知法律激励（奖励）机理的更多细节而创意枯竭、心生困惑，就是因为缺少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界，没有将法律激励上升至法律之治的基本理念层面。这也意味着那种管控式的惩罚法治观需要向自由式的激励法治观转变。[4]或将法律激励当作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一个重要而又长期未受到应有关注的特点，[5]是古代西方各国法律中鲜有的制度实践。

[8]胡元聪：《我国法律激励的类型化分析》，《法商研究》2013年第4期。（一）法律激励的保健化趋向 既然法律激励源于改革，并且声称法律激励文本与改革之间存在正向关系，那么，一般而言改革的活跃期也是法律激励规范增长的爆发期。可以说，改革构成了法律激励理论研究的潜在背景和现实舞台，这不仅意味着改革的需求、内容和方向为法律激励规范的发展提供了指南，而且意味着法律激励的内理中饱含改革基因，这使得法律激励绝不是简单的技术操作命题，而更加是一种新的法律治理理念。从激励理论上来说，他治中所包含的成分更多的是强制，因此往往停留在机械激励和定向激励的层面，自治则包含着自我激励的要素。

类似的，我国在处理第三次和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科技与生态发展的问题时，在科技立法和环境立法中集中产生了众多的激励性法律文本，也正能说明法律激励文本的范围变化程度与改革内容及其活跃程度之间具有正向关系。[10]参见张文显：《全面推进法制改革，加快法治中国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法学解读》，《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1期。

此时的年轻人虽然有不悦，但是仍然接受奖励，每天继续前来嬉闹。第六，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发展创新来看，以励治法治观代替惩治法治观的理论尝试将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更不能仅止步于法律激励规范条目的计数运算之中，只见其然而不求知其所以然，法律文本固然是法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但是并非唯一对象，尤其对于法律激励这样的具有实效指涉性的命题而言，对法律文本的解读必须要以社会实践为背景。也不能简单地将现行有效与失效或修订之法律文本进行相加来说明法律激励文本随社会发展而增多。[35]何志鹏、尚杰：《中国软法研究：成就与问题》，《河北法学》2014年第12期。但是，被保留下来的法律激励规范不再具备此前的激励能效，而是逐渐地演变为法律激励上的保健因子，[18]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原本以授权和褒奖为主的激励规范经过权利义务关系的转化逐渐被转译成以设定对向义务和惩罚为主的约束规范。因此，改革作为法律激励实践的推动力，不仅在于推动法律内部激励性规范的创新，而且在于促使法律制度与其他社会规范体系进行互动交流，而法律激励规范的更新正是这种互动交流的结果。其实，如果将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与改革开放的现实需求相联系的话，那么我们便可以从中获得更为清晰的认识，即激励性法律文本的逐渐增多并非简单地源于社会的发展，而是源于改革的需要，改革是法律激励制度实践的推动力，法律激励在实践过程中助推社会整体发展。

其中缘由，有的是因为法律相对于改革需求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是当我们尝试忽略法律制度建设的时间成本或者在坚守改革要于法有据的次序关系时，我们仍然无法依靠辩证关系来解释在改革过程中为什么原有的一些法律激励规范消失而有些法律约束和惩罚规范却有增无减，以至于我们非但不能说改革的深化与法制的发展是一场法律激励的兴旺进程，反而还要认可惩罚永远是法律的中心要义。四、法律激励研究从立法技术到治理理念的实现条件 既然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发现，导致法律激励的研究被局限在技术层面的主要症结在于将法律激励等同于法律奖励并与法律惩罚的功能相对立，那么要突破法律激励研究的技术化瓶颈，就要克服我们旧有的对法律功能的认识，尤其是要克服将法律看做为行为惩治方式的惩治法治观的认识。

市场秩序本身的逻辑就是一套激励体系，引导生产资源向更多需要的方向流动。由此来看，法律与道德并不能借助教化与惩罚的功能区辨而加以界分。

[36]多元的软法渊源不仅暗示出当代中国的多元主义法律规则，[37]也同样体现出有别于惩治法治观的励治理论的实践可能。[4]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6页。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笔者拟对中国语境下法律激励理论的转向进行考察，以期揭示出法律激励的深刻内涵，并为深化法律激励的研究提供些许助益。我们看到，我国的法理学教材一直没有单独阐述法律激励的内容。法治体系不再是一套惩治体系，而是一套励治体系。第四，从法治中国建设的趋向来看，法治建设不仅关注社会行为的治理，而且注重对社会心理的治理，即从行为治理转向民心治理。

因此，对于法律激励进行研究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解决科学立法的技术手段，而是更新我们对法治的基本理念。进而言之，国内既有的法律激励的研究虽然揭示出法律制度具有激励功能，但是在论及法律缘何具有并发挥激励功能时，往往以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需为据而一笔带过。

法律惩罚性范围的缩小以及强度的弱化暗示着惩治法治观的日渐衰弱。[24]《明太祖实录》162，《洪武十七年五月戊戌朔》。

随着法律被视为治国之重器、法治被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律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逐渐为人们所认同，并成为当下法治中国建设实践和法治理论研究中的热议主题。然而，我们不能就此悲观地认为法律激励问题只能因此就停留在技术研究层面，也还要看到，在当下法治中国建设的语境中，仍然存在一些现实条件为法律激励研究从立法技术向治理理念的转变提供了思想和实践支持。

其二，如果简单地将法律激励文本的增加归因于社会的发展，那么我们将不能合理而准确地解释为什么在法律激励文本增加的同时，会有一部分法律激励文本被修改或废除。由此而论，当我们看到起初的法律激励规范逐渐变成约束规范时，或许可以换个角度将这种约束规范看做激励规范的蜕变进化而非退化。[3]甚至在这些有限的研究成果中，关于法律激励问题的分析范式和研究进路也迥然有别，有的学者采用经济分析的方法探寻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思路，有的学者则综合社会学、心理学和行为科学方法延续法律社会学的研究思路，并且不同研究者有着不同的研究风格和观点。另一方面，将激励作为对法律治理的核心要素来理解时，难免涉及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如谁来激励谁？激励的方向和目标如何产生和设定？激励的效果由谁评估？在法律上如何处理激励失效的问题？等等。

因此，就那些与惩罚和约束规范相对的法律褒奖鼓励和规范而言，其显然是应改革的需求而产生的。[6]或将法律激励看成是一场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法律实践发展趋势，在法律文本的词句梳理中揭示法律激励现象的兴盛之势。

从而当重新审视此前对法律惩罚性的定位以及对激励（奖励）规范与约束（惩罚）规范的二元划分时，我们就可以将奖励与惩罚视为一体，将奖励与惩罚视为激励的两个方面，进而以激励[21]来定义法律的属性。[1]然而，与法律制度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实践中的激励实效相比，我们对法律激励的理论研究却远远滞后，不仅如有学者所言，关于法律激励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2]而且在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关于法律激励的内涵理解也存有分歧:有的学者主张，法律激励的内涵既包括奖励性的正向激励，也包括惩罚性的反向激励，而有的学者则认为法律激励仅仅指的是奖励性的法律措施。

或者在法律的作用和功能的论述中，将法律激励作为法律众多作用和功能中的一种，而对于这种作用和功能如何发挥却言辞寥寥。尤其对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实践而言，华人本土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能够在法律激励的研究中发挥更大的理论助力。